南方周末记者 刘佳伦
责任编辑 | 姚忆江
“明知导弹只是过境,警报声仍让我瞬间应激,肾上腺素仿佛在飙升。”
“一旦战争开始,两边都是输家。无论哪一方看似占优,平民始终是最大的受害者。”
2025年7月1日,已回到广东东莞家中的杜鹃,忙着为刚高考完的弟弟选择大学志愿。
而半月前,摆在她面前的选择,是继续留在战火纷飞的以色列完成学业,还是听从硕士导师建议,撤离到更安全的地方。
那时,她没有立即逃离以色列,理由是,“‘铁穹’防空系统能够有效拦截火箭弹。”
“可坏消息接连不断,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调整状态。”在以色列理工大学宿舍里,一连串伴随着震动的爆炸声袭入耳膜,“真的被吓到了。”
那夜,她目睹了三四枚导弹落在山下市区的方向。杜鹃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时,声音仍有些紧张:“原来‘铁穹’并不能100%拦截,原来真的会有导弹突破防空系统,造成伤亡。”
同样的深夜,千里之外的伊朗德黑兰,夜幕被火光撕裂,来自西北大学的博士交换生王雪羽站在窗前,看到了导弹被拦截时四溅的火花,也听见宿舍楼内尖叫声此起彼伏。当她与室友匆匆下楼想要躲避时,却发现所有人都聚集在操场,坐在空地上,毫无遮挡。
留下坚守,还是逃离,是身处以色列和伊朗的中国人不得不作出的抉择。
然而,即便是逃离,归途也是布满荆棘。边境持枪士兵的盘查、黑车司机的阻拦、出入境的漫长等待、航班的突然取消,每一步都考验着他们的勇气与耐心。
当地时间2025年6月13日,以色列特拉维夫,“铁穹”防空系统发射导弹拦截来袭目标。视觉中国/图
陷入漩涡
2025年6月16日,目睹导弹落入市区的翌日,杜鹃所在的实验组紧急召开组会,讨论各自计划、确认每个人的状态。会上,导师的一个消息让她震惊:魏茨曼科学研究所的一栋生物实验楼被导弹炸毁。
“听到这,我大脑像宕机了一样。”杜鹃在以色列理工大学学习生物,正临近毕业,“导师一直试图让我离开以色列北部,尽快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。”
那一夜,杜鹃辗转难眠,恐慌情绪如潮水涌来,久久难平。
战火蔓延,或将大概率推迟她的毕业时间。抉择如利刃悬顶:是留?是撤?
冲突刚开始时,白天以色列的街头还有许多人在遛狗,似乎毫无战火气息,但一到夜晚,紧张气氛骤然浓烈。
当地时间2025年6月19日,以色列雷霍沃特,魏茨曼科学研究所遭到伊朗导弹袭击,建筑受损。视觉中国/图
在以色列求学的两年间,杜鹃曾多次因地区冲突被迫回国。
2023年10月加沙冲突爆发,那是她第一次听到城市里的防空警报,第一次在慌乱中寻找避难所。一年后,以色列又与黎巴嫩发生冲突。因为黎巴嫩与以色列北部接壤,而她所在的海法正是以色列北部港口城市,防空警报一天要拉响三四次。
2025年6月17日,中国驻以色列使馆通过当地学联发布“关于协助在以留学人员回国或离境的通知”,调查学生的撤离意愿、收集信息,并定于19日清晨集中出发。
对于杜鹃而言,撤离决定的做出显得格外艰难。一方面,她正临近毕业。另一方面,她此前在以色列境内旅行时,不慎丢失了护照,补办手续尚未完成。如果需要离开,她不得不从海法前往特拉维夫办理旅行证。但是,特拉维夫是伊朗最主要打击的目标城市,这意味着“越靠近特拉维夫,就越危险”。
最终,在父母的劝说下,内心纠结的杜鹃还是下定了决心,“硬着头皮”前往特拉维夫办理旅行证。
她的导师得知情况后也全力支持她。不仅鼓励她尽快办理手续,还安排了一位经验丰富的司机驾车,直接送她前往特拉维夫,为撤离做最后的准备。
2025年6月13日凌晨,以色列袭击了数十个伊朗核设施、军事基地、基础设施以及主要军事指挥官。而这一天,也正是5月初首次赴以色列出差的张游原计划离境的日子。冲突爆发,领空关闭,他也不得不滞留在此。
与当地的朋友一起吃晚饭时,张游会不自觉地带着隐隐的担忧,“闲聊间,导弹就可能从天而降。”
警惕与不安中,他会下意识留意附近商场或建筑的避难所,一旦防空警报响起,他便迅速判断方向,冲向最近的安全屋。这成了张游的“新习惯”。
“即便警报停止了,也需要再等待15分钟。”这是在安全屋躲避时,以色列当地人给张游的劝告,以防被拦截导弹爆炸后产生的碎片砸伤。
“连续几天夜里,警报在凌晨2点、3点、4点接连响起,我的睡眠被彻底打乱。”而白天张游还要工作,本就饱受时差影响的张游,身体和精神更是都接近极限。那几天疲惫与不安交织,成了他在以色列难熬的记忆之一。
2025年6月14日,冲突爆发的第二天,张游所在的公司提议他先观望局势。15日早上,张游也还在犹豫,打算再等一两天。“根据俄乌冲突时领空封闭仅两三天的经验,我以为这次情况类似,领空很快会重新开放。”
然而,到了15日上午,合作伙伴和公司其他同事从外界获知消息后,判断冲突已严重到短期内难以恢复。“建议我们尽快离开,无论想什么办法,都要先离开以色列。”于是,张游临时决定,先从陆路撤往约旦。
战地抉择
在以色列海法的齐语风,最终选择留下。
“如果现在离开了,可能学业要暂停三四个月,这样就无法继续完成实验室的工作了。”医学实验高度依赖实验室的线下操作,因此,他决心坚守。
齐语风刚到以色列未满一个月,是以色列理工大学的博士生。
伊以冲突彻底打乱了他的学习、工作节奏,昼安夜扰的日子让他疲惫不堪。
“白天还好,躲进实验室或教学区的安全屋就行了。”他说,“可导弹偏偏夜里来,根本没法睡踏实。”
他曾尝试“日夜颠倒”,白天补觉,晚上保持警惕应对警报,但生物钟难以适应。
无奈之下,他采取折中办法:前半夜强撑到凌晨一两点,后半夜靠在国内的父母通过手机App监控警报,必要时打电话唤醒他。
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,他手机上有两款预警App:“Tzofar”可预警导弹或无人机袭击,“Red Alert”提供全国性的的实时警报信息。正当采访进行时,齐语风说:“刚说着,警报就来了,戈兰高地南部有无人机来袭。”
空气仿佛凝滞了一瞬,但随即他补充道,“不过离我挺远,不用躲。”
他也袒露:“如果我在德黑兰,估计要疯掉了。”同时,他也为最坏情况做好了预案:“如果后面战争打到以色列的防空导弹耗尽,我会立刻从以色列南部边境撤离,前往亚喀巴。”
同在以色列理工大学就读的菲律宾人Tyler,被迫滞留。
Tyler依赖运动健身排解压力。“但是健身房关闭了,让我失去对抗焦虑的途径。”他说,实验室无法正常开放,工作的停滞也让他焦躁,许多未完成的任务只能搁置。
受媒体报道影响,他的父母认为以色列已成“人间地狱”,一直催促他离开。“我其实相对安全。”在未知的战火阴影和无法纾解的焦虑中,Tyler的生活如同一根紧绷的弦。
Tyler急切地希望逃离战火。“一旦航班恢复,我会立刻飞往迪拜。”他还持有阿联酋永居权,迪拜是他最想要回到的目的地。
他的另一个计划是通过陆路撤至约旦,再转乘飞机。然而,作为在以色列的留学生,Tyler对此线路心存顾虑:“约旦的巴勒斯坦居民可能对来自以色列的人抱有敌意,即便我不是以色列人,但这条路线仍充满风险。”
他先后联系了菲律宾和阿联酋驻以色列领事机构。菲律宾方面表示暂无撤离计划,阿联酋方面在他致电过去的第二天仍未予回复。相比之下,中国对在以色列公民的迅速撤侨行动让他深感震撼。“这太了不起了,证明中国真正关心自己的公民。”
截至6月23日,外交部发言人郭嘉昆表示,已有3125名中国公民从伊朗安全撤离,中国驻以色列使馆已协助组织500余名中国公民安全离开以色列,并协助一些英国、印度、波兰公民安全转移。
信息孤岛
在伊朗德黑兰工作已有5年的中国人孙思远,承受着导弹威胁与信息封锁的双重夹击。
“伊朗国内媒体只宣传对以色列的战果,对本国受袭情况讳莫如深。”孙思远表示,伊朗是个“全民VPN”的社会,绝大多数伊朗老百姓都靠社交媒体获取信息,他们想知道哪些地方更危险。
但是,从6月16日左右开始,德黑兰的网络出现了大范围中断,VPN都失效了。他们无法访问境外社交媒体和新闻网站。“就像被困在一个信息孤岛里,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。”孙思远说,“作为身处伊朗的普通人,我无法提前防备,只能盼望自己不会成为误伤的目标。”
当地时间2025年6月17日,伊朗德黑兰中部,以色列空袭后浓烟升起。视觉中国/图
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生王昕祎,也亲历了战火下的网络封锁与炮火轰鸣。
他已在德黑兰大学交换学习8个月。“在伊朗,常驻华人通常配备两部手机:一部伊朗手机,一部中国手机。”王昕祎习惯用伊朗手机为中国手机开热点,但冲突升级后,他发现伊朗手机竟无法开热点。而到了6月15日,“原本常有的三四格信号的中国手机,彻底降为了零信号。”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。
“由于我的伊朗手机未安装微信,当我离开家里的Wi-Fi,我就像与世隔绝。”王昕祎更焦虑的是,他的父母远在中国,年事已高,并不擅长使用网络获取信息,只能守着央视新闻频道,持续关注伊朗动态,心急如焚。
2025年6月13日,伊朗受袭后的早晨。王昕祎表示,德黑兰当地居民的生活似乎未受太大影响。“那天我们出门采购,街上人来人往,城市依旧喧嚣拥堵。”他描述说,在他住所附近的菜摊,他与一位库尔德小伙子闲聊,对方还笑着说:“导弹袭击算不了什么,我在这儿多年,早就习以为常。”
然而,仅两天后的6月15日,气氛急转直下。王昕祎再次来到菜摊,发现店家正忙着清空货物。店家告诉他:“战争要来临了,我们准备去乡下避难。”
德黑兰曾经车水马龙的街道也变得冷清。王昕祎说,“德黑兰是一个非常拥堵的城市,但是那天城市里的主要区域已经几乎没有车了。”“平时不需要一分钟就能叫到车,但是我在15号当天打车可能花了得有将近15分钟左右的时间。”
孙思远原计划继续留在伊朗处理工作。然而,这次以色列的攻势出乎他的意料,持续时间、攻击范围、破坏力均远超以往。
真正促使他决定撤离的,是以色列国防部长伊斯拉埃尔·卡茨(Israel Katz)的一番话。卡茨在海外社交媒体上警告德黑兰居民需撤离某些特定区域,并表示他们将因伊朗的导弹攻击“付出沉重代价”。“这让我感到不安,因为这意味着可能会出现无差别攻击。”孙思远说。
战火不断蔓延。6月15日,伊朗外交部被袭击,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情报部部长和情报部副部长被击杀。
让旅居伊朗学习波斯语的刘泽雅下定决心撤离的,是中国驻伊朗大使馆的通知。
刘泽雅一边观望局势,一边与朋友商讨撤离计划。2025年6月16日晚,她与朋友暂避至德黑兰西南部小城哈马丹时,“微信群疯传中国大使馆通知。建议有条件的中国公民尽快自行撤离,无法撤离者可报名,由大使馆与华人华侨联合会组织大巴,陆路前往边境。”
“这条消息让我意识到事态已经急剧恶化,”刘泽雅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。原本计划在哈马丹休整一晚的她,当机立断,决定连夜赶往边境,离开伊朗。
战火中,局势变化很快。王雪羽回忆,最初并未打算离开伊朗,“15号时,大使馆建议大家尽量留在原地,避免前往人员密集场所。”但仅仅过了一天,到了16日中午,大使馆开始提供一些中国公民成功撤离的路线信息。到了17日,官方态度彻底转变,“直接建议所有能撤离的人都尽快离开。”
火线突围
归途仍是荆棘密布。
6月16日早晨9时许,王雪羽与朋友们乘坐着华人华侨联合会组织的大巴,从德黑兰前往伊朗与亚美尼亚边境。经大约18小时的颠簸,次日凌晨2点左右终于抵达边境。
出伊朗边境时,王雪羽遇到了回国的第一个麻烦。
“伊朗边境的工作人员扣留了我们的护照,也不说明原因,问他们,也不搭理我的询问。”王雪羽说,他们联系了大使馆求助,请他们来帮忙与伊朗方面沟通。但边境的工作人员拒接电话,经多方努力、协调,经过近两个小时的交涉,伊朗边境才最终放行。
但麻烦并未结束。抵达亚美尼亚边境后,当地华人组织安排大巴车接送王雪羽们前往首都埃里温。这一举措却激怒了当地的黑车司机。“他们不满大巴‘抢生意’,竟开车堵住去路,禁止我们离开。”王雪羽说。
尽管同伴们努力沟通,但考虑到接车领队需长期在口岸工作,为避免彻底翻脸,还是向黑车司机支付了200美元“保护费”。抵达埃里温后,王雪羽和同伴们随即订下航班,经多哈转机飞往成都。
2025年6月19日清晨6时50分左右,海法大学和以色列理工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海法集合,登上使馆组织的大巴,驶向以色列与埃及的贝京(塔巴)口岸。
杜鹃一行人抵达埃及时,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工作人员拉起横幅欢迎他们安全抵达。受访者供图
“撤离途中,使馆的工作人员正讲解注意事项,提醒旅途风险与紧急应对措施。”杜鹃回忆,“话音未落,刺耳的防空警报骤然响起,所有人立刻下车。”
“我们迅速在路边卧倒,尽可能贴近地面,用双手保护头部和耳朵。”就在她们不远处,两枚导弹坠入前方海面,激起冲天浪花。“海水缓冲了爆炸的威力,要是落在陆地上,后果难以想象。”杜鹃回忆时仍心有余悸。
办理完出境手续,杜鹃一行人兴奋地拍下合照。这时,她还留意到,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在队伍末尾,默默注视着送别。“感觉压力从他们脸上渐渐散去了,神情看起来既有关切,又有欣慰。有一种我离开家时,被父母目送的感觉。”
杜鹃持旅行证与同伴们持护照合影。受访者供图
张游的撤离行动,在最初显得尤为顺利。
他们从特拉维夫出发,仅2小时左右就抵以色列与约旦的北部口岸。“合作伙伴还为我们购买了VIP过境票,类似于迪士尼速通服务,能优先通关。”张游说,虽然普通通道也可通行,但VIP票让他们省去排队时间,整个出境过程都很迅速。
进入约旦后,张游原计划从安曼直飞回国,当晚便订下6月18日的机票,满心以为能迅速返程。然而,翌日早晨醒来,机票竟被取消。
于是,他不得不调整计划,他选择陆路前往沙特阿拉伯的塔布克,那里设有国际机场。同时,他还把迪拜作为其回国的中转站。塔布克至迪拜的航程约2.5至3小时,飞行顺畅。但在迪拜转机时却波折不断。原定下午3点的航班一再延误,先推至晚8:30,又改至晚10:30,最终拖至次日凌晨00:30才起飞。张游回国归途的最后一班航程,耗时约9小时,漫长的旅途终于在杭州落地。
在约旦安曼停留的那晚,防空警报仍让张游心惊胆战。由于以色列与伊朗的冲突,导弹偶尔穿越约旦领空,触发警报。“明知导弹只是过境,警报声仍让我瞬间应激,肾上腺素仿佛在飙升,”他回忆,当时整个人“腾”地坐起,睡意全消。尽管当地人告诉他无需躲避,但深夜警报仍如重锤敲击着他的神经。
“华人华侨联合会组织的大巴将于下午2点半撤离德黑兰。”王昕祎和同伴得知这个消息时是下午1时许。
时间仓促,仅剩一小时左右。王昕祎简单收拾行装便赶往当地最大的华人酒店拓邦酒店集合。当他抵达现场时,已有近百名华人焦急地聚集在此。
原定发车时间因人数过多不断推迟,撤离大巴的数量也从一辆增至三辆。傍晚6时,王昕祎终于启程。但是,出城之路也异常艰辛,德黑兰西北部出城的道路挤满了撤离的车辆,平时2小时的路程,那天却耗费了5小时。离开拥堵路段后,车流渐散。从下午6时,至次日晨7时,经14小时的颠簸王昕祎终于抵达阿塞拜疆边境。
王昕祎乘大巴离开德黑兰时,路上挤满了撤离的车辆。 受访者供图
途经检查站时,有持枪士兵会盘查车辆。不过,王昕祎所在大巴并未受到严格的检查,他看到“士兵仅与司机交谈后,就放行了”。但他听说,其他撤离的大巴或私家车,有些需要集体登记护照,甚至被要求打开行李或检查手机。
抵达边境口岸,王昕祎本盼迅速通关,现实却令人沮丧。临时开放的口岸未做好应对外国人涌入的准备,效率极低。他和同伴从清晨7时又苦等到深夜11时才办完出入境手续,近15小时的滞留令他身心俱疲。
最后,他终于从阿塞拜疆的夜空下起飞,再经乌鲁木齐中转,平安抵达北京。
生活继续
漫漫归途之后,亲历者们也在安全之地重拾生活。
王昕祎因为撤离得很匆忙,带回来的鞋子仅有脚上那双。回家后,母亲提议他去买双新鞋,同时叮嘱他别去家附近的那个商场:“前几天有人跳楼,不吉利。”
“跳楼算什么?我天天在导弹轰炸下生活,还得照样出门买东西。”王昕祎说,经历战火后,很多以前放不下的烦恼,现在变成了无关紧要的小事。
亲历战火的张游,回国之后第一顿去吃了冒菜。他有一份“回国美食清单”,“在国外没事就刷美食视频,馋得不行,早就盘算着回国第一顿要吃什么。”他说,祖国的美食让他们在异乡的漂泊中,多了一份动力。
张游与以色列的合作伙伴通话时,电话那端夹杂着合作伙伴刚出生的孩子的啼哭声。孙游很无奈地说,对他们而言,那里是祖国,是根之所在,即便战火肆虐,也难以割舍离去。“我们能选择撤离,他们却只能在不安中坚守。”
“我一直以为,和平是理所当然的,每个地方的人都应该安居乐业,过着属于自己的平静生活。”从以色列撤离至土耳其的刘泽雅说,“其实和平很脆弱。战争会把所有人的生活搅得天翻地覆。”
对于会不会再回到以色列或伊朗,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答案。
“不会!我上了几年学,以色列它就打了几年仗。”杜鹃的回答很坚定,她说自己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充满不确定性的环境。
在异国他乡留学,其实经营好学习和生活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。更如一场风暴,让这一切陷入混乱。“不管是强大的国家还是弱小的国家,战争对平民的冲击无一例外。每个人的生活都会被打断,心态再乐观的人也无法无视战争的威胁。”杜鹃说,“一旦战争开始,两边都是输家。无论哪一方看似占优,平民始终是最大的受害者。”
而在做伊朗研究的王雪羽,谈及重返伊朗时难掩担忧。”父母及许多朋友强烈反对我返回德黑兰,认为战火肆虐的伊朗过于危险。”
“但是我们搞伊朗研究的,可能最终还是要回伊朗。”她说,“等局势稳定了,或许我会再回去。”战火的阴影与学术的坚持在她心中交织,未来的选择仍悬而未决。
“一定会回去!无论是停战或是未来出现政权更迭,我都会回去。”作为长期与伊朗打交道的商人,孙思远的工作离不开这个国家。更吸引他的是伊朗的潜力:“即使在经济低谷和严厉制裁下,伊朗仍充满机遇。”
孙思远坦言,危机四伏的环境对他有种奇特的吸引力。“在伊朗生活久了,平静的日子反倒让我不习惯,”他笑着说,“早上醒来若没有突发新闻,我甚至觉得有点无聊。”
他认为,伊朗的特殊环境为私营商人提供了独特空间。“正所谓‘富贵险中求’,我们这些私商在伊朗做生意,多数都是在冒险中觅得商机。”战火虽险,孙思远的目光却仍锁定在这片充满挑战与可能的土地。
“永远不要战争!”孙思远发出感慨,亲历战火让他彻底醒悟:战争带来的只有破坏,受伤害的永远是普通人。
(应受访者要求,文中杜鹃、齐语风、张游、孙思远、刘泽雅为化名。)
本期编辑:王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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